天臣配资引导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参政党职能

始终强调政党的广泛代表性和社会整合性

当代西方国家正面临一系列的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等，社会撕裂严重，这种撕裂背后的根源在于面对急剧变迁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传统的西方政治体系未能作出有效调整和回应。

西方政党制度作为西方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更容易导致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由于西方各国的政党根本不能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而时常出现阶级矛盾的激化、族群冲突的升级和认同政治的泛滥，这些都加剧了西方的政党政治危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与西式政党制度强调代表特定阶级利益和狭隘地区利益不同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始终强调政党的广泛代表性和社会整合性功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自觉承担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使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保障了革命根据地各个群体，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核心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旨在增进社会利益和人民福祉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人民的利益表达和政权的利益聚合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英国政治学家Barker指出的政党的功能价值，“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

在现代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的格局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利益代表功能和利益整合的中介机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人民民主的两大机制保证了国家治理的人民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获得广大人民的强大支持，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价值引领，引导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参政党职能，参与国家治理，坚持人民至上、保障人民利益。

具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人民民主的两大机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了国家治理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各自所联系的群体利益，二者以主带辅、相辅相成。《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以下简称《意见》）对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的性质内涵规定如下：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从根本上说，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致力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体现民主党派代表性的“一致性”，协商与合作的特点体现民主党派代表性的“多样性”，民主党派各自联系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的代表性具有进步性、广泛性，其对执政党的代表性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必要补充。民主党派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既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又反映其代表成员和联系群众的利益，发挥特殊性寓于普遍性、部分性寓于整体性的利益代表功能。

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不仅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者，更是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代表与被代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尊重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模式，呈现为一种互构共享的新类型。

第一，中国共产党通过价值引领聚合社会目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内在地蕴含“人民本位”这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目的的根本价值理念，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聚合社会的整体利益。

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治整合资源的方式，实现共同社会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团结合作的党际关系结构下，在协商民主的社会利益整合方式中，能够将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意见建议反馈到政治体系，凝聚最大的社会利益共识。

第三，人民整体利益通过政治协商过程得到有效实现。《意见》首次明确：“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由此，政治协商通过内嵌于不同的组织机制来优化公共决策系统，进而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政治协商过程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把多元社会力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内，人民群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有序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凝聚社会最广泛、最真实的社会共识，维护了社会稳定，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的稳步发展。总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单向传导权力和信息的关系转变为多方共建、共享资源与权力的互构共享关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为社会创新和良善治理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融入社会、整合社会、组织社会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引领社会治理，组织社会，服务社会，推动形成互构共享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新类型。政党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秉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理念和方法，融入社会、整合社会、组织社会，实现政党和社会的相互形塑。

中国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单一领导、指导为主，到政党—社会互动共生的阶段，再到互构共享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新类型，政党的作用、功能得到重新定位，政党与社会合作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这种新类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担任政治领导者，建立了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协商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在基层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建立广泛有效的社会协商体系。林尚立指出，“国家合法垄断暴力，依此可以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引入强制，但社会不能，社会只能通过协商来把个体或单元（利益群体）为利益而采取的独立行动转变为彼此协调的行动以获得自身较高的收益或减少共同的损失”。协商民主在协调利益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提升基层社会自主治理的能力，推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构建社会广泛参与政治对话的社会协商机制。

（本文摘自《郭定平,孙青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新论》，小标题为编辑另加。原文刊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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